国家体育产业基地评审专家王裕雄：资本密集与技术密集是主流趋势 体育场馆开发需“一馆一策”在成都，共有114个公共体育场馆向群众免费开放，多个场馆向市民派发全民健身优惠券；在北京，包括国家奥体中心各场馆、首都体育馆场馆群在内的多处体育场馆免费开放......
不过，短暂的运动风潮过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作为全民健身及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体育场馆如何才能实现可持续运营？其开发建设如何才能避免陷入盲目无序与大拆大建的窠臼？
为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与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体育产业基地评审专家王裕雄教授就上述问题进行了一场深入探讨。
王裕雄先后参与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产业“十四五”规划》等政策文件的起草论证工作。
在他看来，虽然遭遇疫情冲击，以数字体育和“体育+旅游”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发展方向依然是中国体育产业的主流。“未来需要充分利用场馆改造开发来引领城市更新，这一过程中特别需要注重‘一馆一策’。”
NBD：根据您的观察，疫情前后中国的体育产业发展呈现出哪些不同的趋势特征？如何理解我国体育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国民经济的平均劳动生产率？
王裕雄：“十三五”时期的前四年，即新冠疫情发生之前，全国体育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实际增速达到了16.5%，比同时期GDP的年均实际增速高出了10个百分点。疫情来临，全国体育产业名义增加值下滑明显。
从产业发展规律及产业发展的阶段特征来讲，在没有遭受黑天鹅或者灰犀牛冲击的情况下，中国的体育产业还应该保持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趋势。后疫情时代，中国体育产业必然要经历一个重回高速发展轨道的过程。
从疫情前的情况来看，中国体育产业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路径，最关键的表现是体育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从欧盟等国家的情况来看，其体育产业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国民经济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我们体育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国民经济的平均劳动生产率，这说明这些年来我们体育服务业其实是向着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方向发展。其背后的原因很复杂，人们很担心的鲍莫尔病（Baumols disease）也并未在体育服务业领域出现。
我想后疫情时代，这种趋势还会继续，以数字体育和“体育+旅游”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发展方向依然是主流。特别是在疫情期间，数字体育得到了快速发展，以互联网健身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在体育产业领域的应用会进一步加快。
此外，疫情导致居民的体育参与需求持续上升，为基于社区的小微体育服务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机会。而这更多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方向，其真正发展起来尚需一定时间。一段时间内体育产业技术和资本密集的趋势将更为明显。
NBD：刚刚您讲到了体育产业当前的主流趋势。那么在这些趋势背后，有哪些主要的驱动力量？体育产业作为一个具有强“正外部性”的产业，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怎样的辐射带动作用？
王裕雄：一般来说，体育产业主要包括参与性体育产业、观赏性体育产业和体育用品制造业等。截至目前，我国体育产业增长的主要驱动来自参与性体育产业。
从“十三五”时期前四年的数据来看，代表观赏性体育产业的竞赛表演业在体育产业中的比重只提高了0.1%，而代表参与性体育产业的体育健身休闲活动在整个体育产业中的占比从“十二五”期末的2.4%提高到2019年的7.4%。从体育产业高度发达的美国和欧盟等经济体的经验来看，其体育产业中参与性产业和观赏性产业的体量相对较为均衡，整个产业的增长由二者共同驱动。
竞赛表演业主要包括职业联赛以及其他各类赛事。近几年，已经有一批一、二线城市提出要建设赛事城市，具体的名称可能不同，这些赛事城市的建设对于促进我国竞赛表演业的发展无疑有重要价值。目前这批城市正在抓紧进行顶层设计，包括成都在内的数个城市已经出台了赛事体系发展规划。从顶层设计的角度以及实际推进的力度来看，成都应该说是走在了前列。
体育产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特征就是正外部性。当然，体育产业包含很多细分产业，并不是说所有的细分产业都有正外部性。而这其中正外部性最强的可能就是竞赛表演业，通过举办赛事，一方面可以为城市带来客流，赋能相关产业特别是旅游产业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可以有效提升城市品牌资产。
NBD：国家体育总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云开全站app官方网站，我国体育场地共有397.14万个，较2020年增加25.8万个，增幅为6.95%。但我们观察到许多城市在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时，忽略了城市本身的肌理及产业的布局，容易陷入盲目无序与大拆大建的窠臼。如何才能有效避免上述问题的出现？这一过程中又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王裕雄：除了较少的特殊情况外，大部分体育场馆不应该也不能与居民区有太长的距离和车程，而应出现在相对成熟的社区和商圈。
这意味着大多数场馆开发都来自于对现有场馆的“两改”，或者是对已有的工业厂房和商业建筑的改造、对各类空间的重新利用和开发，这也是当前政策支持的方向。大多数场馆开发都应以“满足居民需要”为原则，过去那种远离老百姓（不仅仅是物理空间上的远离，也包括心理空间的远离）、“高大上”的场馆不宜再出现。
困难来自于多个方面。在技术层面上，包括如何实现功能改造来更好满足经营需要、如何实现与周边建筑和街区面貌匹配和融合等。经济层面和利益机制上，包括如何协调不同经济主体的利益、如何实现商业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发展等。
尽管面临众多困难，但过往成功的案例告诉我们，克服这些困难是值得的，充分利用场馆改造开发引领城市更新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而这正是体育所能发挥的独特作用之一。
NBD：大中型体育场馆是一座城市体育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在您看来，未来成都如何更好地对体育场馆进行商业化运营开发？对于提高体育场馆坪效、时效有哪些可借鉴的思路？
王裕雄：严格意义上讲，体育场馆商业运营的规划，其工作在场馆选址、设计阶段就应该开始了，因为选址和设计需要满足未来运营的需要，甚至如果有可能的话，还应该让未来的运营方参与场馆的设计。
具体到商业运营，每个场馆的选址、适合的运动项目、体量、建设标准、所倚靠的商圈都不同，只能是“一场一策”“一馆一策”。有些场馆可能以观赏性的文体娱活动为主、有些则以满足居民参与性体育需求为主，不一而足。但无论什么情况，要想获得商业开发上的成功，就得千方百计提高场馆运营的坪效、时效和人效，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约束。一般来说有以下一些原则性的思路。
第一是高度重视各类无形资产开发，特别是大型场馆。在已有的成功案例中，包括冠名权在内的各类无形资产在其全部经营收入中往往占有很重要的比例，这就要求我们高度重视场馆无形资产的培育。这种思路与仅仅把场馆当做物业和地产来运营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是按照“体育+”的思路布局除了体育产业业态之外的其他业态，例如餐饮、购物、娱乐等。从消费者的角度看，这是为了提供更好的体育消费场景，提升消费体验。从供给侧的角度看，是把不同坪效的业态成功组合在一起，解决体育业态坪效低的问题。
事实上，与一般的商业综合体相比，体育商业综合体有一个独特的特点。我们都知道在一般的商业综合体中，不同业态之间的技术经济指标，比如坪效、人效和时效一般是比较均衡的，但很多体育业态的坪效则相对低一点。
从商业模式来看，体育业态和一般服务性业态在商业综合体中的功能定位存在差别。如何分布不同的业态，还涉及到比较复杂的组织结构问题，因此在研究一般商业综合体时我们常常将其视为商业空间，但研究体育商业综合体时，我们更倾向于将其作为商业组织来进行分析——因为要解决坪效补偿机制问题。
举例来说，一些著名的体育商业综合体，像是迪拜Sport Society提供体育、零售和大健康服务业态；波士顿Life Time Center除了提供体育运动项目业态，也提供健康、营养、形象管理、理疗等方面业态。仔细分析，这些不同业态在坪效、时效方面差别很大，只有将它们融合在一起才能中和体育运动项目业态的低坪效问题。
当我们解决好时效坪效等问题，回过头来看时，就会发现从商业运营的角度看，体育场馆其实只是整个商业模式的一个基础性载体。实际上很多经济和价值创造都已经完全超越了场馆本身，场馆已经成为了一个产业生态体系的“培养基”。